在国学体系中，“礼乐”并非简单的礼仪和音乐，而是维系古代社会秩序、涵养个体性情的一体两面，共同构成了华夏文明的精神骨架。

“礼”的本质是秩序与分别。 它并非后世所误解的虚伪客套，而是一套精密的社会规范体系。其核心功能是“辨异”，即区分出社会中的尊卑、长幼、亲疏关系，并规定不同关系中的行为准则。从国家祭祀、朝堂仪轨，到婚丧嫁娶、日常揖让，都属于“礼”的范畴。孔子曰：“不学礼，无以立。” 这意味着一个人若不懂得“礼”，就无法在社会上安身立命。荀子更进一步指出“人生而有欲，欲而不得，则不能无求。求而无度量分界，则不能不争。争则乱，乱则穷。先王恶其乱也，故制礼义以分之。” 可见，“礼”的深层目的是为了节制人的欲望，划定利益的界限，从而避免争斗，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。它是一种外在的、带有一定强制性的规范。

“乐”的本质是和谐与统一。 与“礼”的“辨异”相对，“乐”的功能是“求和”。《礼记·乐记》有云：“乐者，天地之和也。” 古人认为，音乐源于天地自然的和谐之音，能够直接触动人的心弦。雅正的音乐可以调和人的情感，消解内心的怨愤与不平，使人在情感上产生共鸣，从而达到群体的和谐。当“礼”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清晰的界限时，“乐”则能跨越这些界限，使人们在情感上融为一体。所以，“乐”是一种内在的、感化性的力量。

礼乐相济，缺一不可。 光是强调“礼”，社会会显得刻板冰冷，缺乏温情；光是追求“乐”，则容易导致上下不分，秩序混乱。唯有“礼乐相济”，既用“礼”来规范行为、维持秩序，又用“乐”来调和情感、促进和谐，才能实现“礼节民心，乐和民声”的理想境界。这便是《论语》中描绘的“礼之用，和为贵”的深层意蕴。礼乐文化，塑造了中国人既重秩序规矩，又追求内在温情与群体和谐的民族性格。